吸烟的几大好处很多人都不知道？几百年前人们就这样自我欺骗了
2024-04-18 22:23:34
吸烟的几大好处很多人都不知道？几百年前人们就这样自我欺骗了今天是世界无烟日。这个日子其实一开始并不在这天，后来之所以改为5月31日，是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
相对于存在多时的常规烟草而言，电子烟其实一直游走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而这一现象最近被工信部宣布即将终结。
3月22日，工信部公布《关于修改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在附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中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这意味着电子烟属于烟草的身份得到明确，也意味着潇洒多时的电子烟将进入“严监管”时期。
促使国家出台监管措施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电子烟也属于烟草的界定，更在于由于缺乏监管而造成的电子烟消费人群低龄化这一突出问题。
最近几年，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打着健康、时尚旗号的电子烟遍地开花，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们更以赠吸、低价试吸、开“盲盒”等各种方式“围猎”年轻人，而这其中不乏未成年人。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2019年初中生听说过和现在电子烟使用率与2014年相比均显著上升。而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我国15岁及以上的人群，使用电子烟的人数大约在1000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占比50.5%。这就是说，生活中男女两性都不乏烟民。
同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155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总额10000.8亿元。而2018年我国公民上缴的个税总额才13872亿元。
无论是痛恨烟草的二手烟受害者，还是沉迷烟草不能自拔的老烟民，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烟草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仍然许多人换着花样，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在吹捧吸烟的各种好处，譬如增强抵抗力，显著减肥，缓解压力……而事实上这些大多都没有直接的科学根据。
而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烟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人们研究近五百年中国社会史绕不开的研究对象。
从16世纪下半叶烟草首次作为商业作物在华南沿海扎根开始，烟草便开始了它在中华大地的漫漫。
由于政府、媒体以及各种公益组织的宣传报道，我们很容易认为当下国人的抽烟现象在历史上是最突出的，但这是一种认知偏差。
事实上，在与烟草为伍的五百余年光阴中，中国人对于烟草的痴迷从未退却，过去的烟民对于烟草的追逐相比于如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明末的最初传入到清代的广泛传播，新的烟草在多个方向、沿无数路径扩散，逐步“中国化”。当然，这种文化交融的过程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与率先学习使用美洲印第安烟草的其他欧亚地区大致同步。
此外，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只有出现一定数量相当富裕的吸烟爱好者，一个优质烟草产品的统一市场才可能存在。只有在17世纪中叶至晚期，中国汉族精英从社会下层挪用吸烟的习俗之后，这才得以实现。
吸烟袋最初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底层人群中开始流行。在南部沿海，水手和私人商贩是第一批尝试烟草的人；在北方边境，士兵、私掠者和强盗是较早的吸烟者。
满蒙贵族很快就养成了吸烟袋的习惯，正如辽东和蒙古东部的普通人一样。然而，从汉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举止粗鲁的边疆蛮夷。新疆人、回族、傣族、纳西族，以及沿西部边境交易烟草的其他民族，甚至更加远离汉人意识中的“文明”中心。
不料烟草却逐渐传入汉族精英的文化世界。许多清代旗人和官员在1644年控制华北时就已经对烟草习以为常，他们在烟草高端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使吸烟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变成了一件体面的事情。
清军入关后，北京和长江下游城市一些有势力的汉人士大夫开始青睐烟草，因为他们认为烟草有益健康，或者发现烟草可以用于娱乐。继而，较早接受烟草的人通过连接各地精英群体的跨区域网络教会其他人。
到1700年，许多上流人士，无论男女都知道如何吸烟。当然，到了18世纪30年代，在一些江南学者的社交圈里，吸烟已经成为时尚。
18世纪诗人厉鹗（1692—1752年）简要总结了在他的有生之年旱烟所涉及的广大社会范围，突显了那些处于社会等级两端的人对旱烟的消费：“今日伟男髫女，无人不嗜。”
吸烟跨越从百姓到精英、从男到女的界线并非是预先确定的，事实上，如果烟草在其他时代传入中国，这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众所周知，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现象是帝国晚期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是由明末商业经济的国际化引起的。16世纪日本和新白银的大规模进口为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影响创造了新的社会条件。一个新兴的世界主义精英阶层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其中包括富商、拥有功名的官员，以及告老还乡的士绅。
从一开始，在这个包括商人、艺术家和学者的广阔圈子里，许多人认为烟草是一种可以表达好客、聚精会神、增强性快感，以及保持或恢复健康的物质。
从这样积极的角度来看，烟草轻易地跨越了地位、阶级和性别的界线，而这个时代愈演愈烈的商业化和经济竞争已经让这些界线变得漏洞百出。
西德尼·甘博:《妇女和卷烟》(1924—1927 年)，西德尼·甘博摄;纪实艺术档案，杜克大学，第 462—2663 号。
大约在清朝统治的头一百年，不论社会经济阶层、空间位置或性别，长烟管是所有中国吸烟者使用的主要器具。
旱烟最初流行于男性和女性、百姓和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誉为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烟草所谓对健康的益处，在精深的17世纪医学著作中被理论化，通过大众化的医学文本广泛传播给18世纪的阅读公众，而这些医学文本通过繁荣的长途书籍贸易得以流通。
流动的书商将面向市场生产的手册运往内地城市和小城镇，从而向全国各地的乡绅传播关于烟草及其用途的文字。
在清代的全盛时期，包括远离长江下游地区传统出版和消费中心居民在内的许多上流社会人士，既能获得有关烟草的信息，也能获得有名的高档烟草。
到18世纪中叶，吸烟袋作为一种日常享受，在富人和穷人中都变得极为普遍。男女老少、高低贵贱，乡下人和城里人都学会了吸烟。
抽烟袋在17世纪已经通过他们在商业社会的人脉向上渗透至学术精英，但从来没有变成一种专属的习俗，而在整个清代仍是普通人与上流社会共享的一种习俗。
即使诗人和官员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满腔热情地学习这种新习惯，吸烟还是从高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的沿海地区向较小城市、乡镇和村庄中更广大的民众，同时“向内”和“向下”渗透。
到1750年左右，吸烟在清代乡村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普遍存在。自己不生产烟草的农民基本上都会向小贩或市镇上的商店购买廉价的旱烟，尽管我们无法估量他们会买多少。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的调查统计表明，中国农民和劳工消费了大量烟草，这些烟草要么是他们自己种植的、作为酬劳接受、赊账或作为礼物获取，要么是用现金购买的。
卜凯在20世纪初发现，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农民家庭汇报了一些用于烟草的现金支出，而中国中东部农民的这一比例要稍高于华北农民。
西德尼·甘博:“施粥，抽烟的男孩和其他人”，北京，1917—1919年。西德尼·甘博摄;纪实艺术档案;杜克大学(222—1243号)
卜凯的调查数据显然不能视为更早时期情况的证据。18世纪中国的人均烟草消费量接近每人每年三磅烟草，足以为许多吸烟者每天提供一或两烟斗的烟草。在农村烟草消费水平方面，各地无疑存在显著的差异。尽管这种量化证据有限，却与许多中外文献相吻合，据这些文本描述，吸烟在清代中国几乎无所不在。
抽烟袋在中国普遍存在，甚至在儿童中也是如此，从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这一直是欧洲旅行文学中常见的主题。
神父白乃心是1659年至1661年居住在北京的一位耶稣会士，他观察到：“‘鞑靼人’[满人]和‘中国人’[汉人]，男男都大量吸食烟草”。在18世纪末，于1793至1794年陪同马戛尔尼勋爵的爱尼斯·安德逊在使团经过山东省时注意到：
我们经过许多种植烟草的地区。中国人对这种植物的种植和制造达到很高程度。烟草种类之多亦非世界各国所能比拟。中国烟草的消费量，当然还有它的生产量，一定是无法估计的，因为吸烟在中国极为普遍，普及到各阶层和各种年龄的人。孩子们一到他们能手执烟筒时，就由父母教他们吸烟；他们对吸烟不单是成为一种消遣时的习惯而且视为足以防止各种传染疾病的侵袭。
根据包世臣在19世纪的观察，农民不仅喜欢吸烟，而且他们还用现金购买烟草。包世臣接着说：“作工之人，莫不吸烟。耕耘未几，坐田畔，开火闲谈……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十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看来在盛清时期，至少在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农民和劳工能够时常购买少量烟草。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在长江三角洲较为富庶的城市化地区，农民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量在1700年至1800年间大体上有所增长。
根据方行的研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江南农民为酱油、肉、鱼、蔬菜和酒等非必需品支出的费用占全部家庭食品费用的比例从五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一。
尽管方行没有将烟草列入购买的物品，但无法想象江南农民会只买酒却不买廉价烟草。事实上，包世臣的观点表明，至少在19世纪早期，即使农民消费烟草也像酒一样普遍。
1752年邗江吟社的词人厉鹗在他挚爱的城市杭州去世，虽然其确切的死因不明，但他的诊治医生观察到，由于多年来烟草的辛辣和火气造成的不良损耗，他的肺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以致维持生命所需的元气已经耗尽。
但在当时，烟草被很多人视为跟酒一样的东西，只要不过量，反而对身体有益，尤其可以有助于艺术创作。当时文人组成的各类文社中，吸烟广为传播，史学家全祖望总结了烟草的诸多优点：“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佳”，说烟草不但可以刺激灵感，还能消愁排遣寂寞。
但显然当时的医生没有像文人那样放松警惕，他们对烟草的性质进行了一些争论。毕竟当时像方以智、方苞等文人激烈反对吸烟，方以智以其较强的“科学精神”，认为烟草性质辛辣，走脾胃，最后会伤到肺。
当时的一些医生，尤其是养阴派的，以及温补派中张璐等，认为烟草过于燥热，药性强烈，会损耗元气、伤阴，尤其是对体质较弱的南方人而言更不适合。
但补土派的医生张介宾，温补派的另一些医生，如汪机等，虽然认为滥用烟草会造成疾病，但仍肯定烟草是一味有力的药材。
当时很多人认为烟草具有“火性”，所以可以克瘴气、风寒、山蛊、鬼邪、杀寄生虫、壮阳、宫寒等等。
而明清时江南富裕的精英阶层，生活安逸、饮食肥腻、纵情酒色，加上梅毒的传播，造成普遍的阳气虚劳、身体脆弱。
当时的医生认为“阳虚”，或者说阳气不足正是江南的时代病，所以扶阳，或者说提升阳气就是很多医生的当务之急，除了人参之外，烟草也成了备选。
以前说东北三大怪，就有女人叼着大烟袋一说，其实清朝开国精英早在入关统治中国以前就迷恋吸烟。不论地位高下，不论男女都是如此。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禛说：“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
清朝统治稳定后，江南地区吸烟风气很盛，在文人中间，吸烟被看作一种逼格很高的风雅行为。而班凯乐还特别指出了，作为男性精英们的社交聚会重要场所，青楼妓院也是烟民蓬勃发展的地方。
17世纪初，吸烟成为高级青楼提供的商业化招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打茶围”仪式的一部分，向男性客人呈上烟管成为惯例，名妓不仅向其顾客提供烟草，而且由于和他们聊到深夜，名妓自己也与之一道吸烟。尤侗引用过他的朋友描写妓女吸烟的艳诗，
不仅是烟花女子，就连良家妇女私下里也吸烟，比如明清之际的女诗人朱中楣的《美人啖烟图》就描写了一个孤独却充满的女性吸烟者：
在整个18和19世纪，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妇女（包括上流士绅的妻子）来说，吸旱烟都是一种得体的女性行为。袁枚的两位女骆绮兰（1755—1813年？）和归懋仪（大约1762—1832年）都说自己不吸烟，就写不出来诗。
晚清时期，外国人士发现不论是中国下层妇女，还是宫廷里，都有大量女性吸烟。只不过，在古代女人吸烟总要在私下里，公开吸烟还是会被正人君子批评。
女人公开吸烟是在晚清时期的上海。上海妓女成为公开吸烟先驱，而且还成了当时的新闻。当时的视觉媒体画报，公开描绘了妓女吸烟，于是上层女性对妓女吸烟的模仿成了一种时尚。
辛亥之后，一方面吸烟成为新女性的标志性行为之一，吸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色彩的行为。新女性是爱国的，所以吸烟就成了爱国的行为。
但与此同时，男性以及社会对女性吸烟的批判也开始了。男性把妓女吸烟扩大化，认为吸烟的女性都染上了妓女类似的道德败坏。同时吸烟也不具有现代型，而是东方主义的196体育最新下载地址、落后文明的表现。最后，由于现代医学观念的传入，女性吸烟是不符合优生学的，因而女性吸烟就成了民族毒药，奇怪的是男性吸烟就免于收到优生学的谴责了！
时期由于提倡新生活运动，对男人女人吸卷烟的行为都展开了批判，但显然对女性的要求要比男性严厉的多。
最后到了共和国时代，女性的确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平等和解放，但奇怪的是，在吸烟方面，女性与男性的不平等更严重了。女性吸烟成了路线问题，女性吸烟等于四旧，等于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于反，等于间谍、特务等等。于是女性吸烟降低到了历史上最低的比率，同时也是同期全世界女性吸烟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其实至少自 17 世纪以来，中国医生就非常了解烟草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有些人甚至用符合现代成瘾观念的方式对之进行描述。
然而，烟草在中国历史上也被认为对健康有益，或者至少没有特别的危害。普通民众现在都知道烟草的危害：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接受调査的中国吸烟者中，有 88% 的人说他们知道对自己有害。但烟草可以有益于健康的观念还继续存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査发现，许多人认为每天抽一两支卷烟可以预防疟疾或湿、寒引起的疾病。吸上一支卷烟被认为可以缓解胃胀气治疗食物中毒，并解决紧张或焦虑引起的消化问题。
烟草在许多农村地区继续被用作一种有效的杀虫剂：在夏天吸烟据说会减少面前乱飞昆虫的数量，人们依然用烟草汁液洗头来杀死虱子，烟管里的油则被用于治疗蛇毒。
从 1550 年至今历史悠久却变动不居的中国烟草消费史表明，吸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
例如，我们可以意识到，目前普遍的发烟习俗是同际和男性友谊古老仪式的现代形式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这突显了中国男性在试图避免成为烟民，或一旦开始吸烟再试图戒烟时，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障碍。
与此同时，通过了解中国吸烟行为在过去的许多変化，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在相对较近的时期放弃了烟草，这表明男性的态度和行为在未来也有可能发生转变。
希望未来能够根除这种产品，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给数百万人的健康和寿命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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